移动客户端

|

官方微信

|

官方微博

|
吉光片羽:从四体《大藏经》雕版感受中华文化之美
时间:2024-04-13 15:18:57来源:中国新闻网责任编辑:施少伦

《69x在线》

  “一书付之梨枣,可化一为千百”,雕版印刷术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精美的典籍,但因木质书版的特性,随着历史变迁,无数雕版湮灭在书厄浩劫之中,留存至今者凤毛麟角,可谓“吉光片羽”。

 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我国,佛教典籍也随之在我国得到很大发展,翻译、缮写、刊刻的佛经大量出现。除单经外,还整理编辑了《大藏经》。《大藏经》又称“一切经”,即以自印度和西域传译的大小乘经、律、论为核心汇编而成的大型丛书,是佛教经典的总集。

  元代以来,历代中央政府都较为重视佛教,在政治上大力扶持,经济上给予优厚政策,使译经成了政府行为。这些优待确保了《大藏经》的翻译与传播。明清时期,《大藏经》多种版本的刻印和编目同样受到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的支持与关注,使得《大藏经》的翻译与传播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。明代永乐、万历和清代康熙、乾隆时期分别在南京和北京刊刻了永乐版、万历版、康熙版、乾隆版《大藏经》。

▲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雕版文物展中的《大藏经》展厅(图片来源:故宫博物院官网)

  清代翻译《大藏经》对民族文化的贡献

  明朝嘉靖年间,蒙古土默特部落崛起,部落首领俺答汗南征北战,积累了雄厚的军事实力,基本统一了右翼蒙古(鞑靼),还将势力伸入青藏地区。俺答汗势力之大、兵锋之盛,就连蒙古宗主大汗达赉逊也被迫东迁辽东,以避其锋芒。然而,俺答汗出身黄金家族旁支,在法理上无法直接取代事实上的大汗,这成为彼时锐不可当的俺答汗的一件心头大事。

  明隆庆五年(1571年),藏传佛教格鲁派僧人阿兴喇嘛来到蒙古地区传教,他努力劝说俺答汗皈依藏传佛教,并让他与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会晤。明万历六年(1578年),俺答汗赴青海湖畔的仰华寺与索南嘉措会晤。会谈中,索南嘉措宣布俺答汗是忽必烈大汗的转世,并赐其法号“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”,俺答汗则尊索南嘉措为“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”。这次会晤具有深远意义,此后藏传佛教开始在蒙古地区广为传播,译经工作亦连绵不断。

  清代中央政府对各民族推行“同文之治”的文化政策,直接促进了《大藏经》等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传播,也推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。

  康熙皇帝特别注重刊行蒙古文《甘珠尔》以“利于祭诵”,康熙五十六年(1717年)下令刊刻蒙古文《甘珠尔》。到了乾隆三十二年(1767年),傅恒上书提出,要让僧人念经念得准,需要标明原音、辅音的韵脚和切音,最好能看着汉字就能念出梵音(“礼今教习僧人持念咒语止,须明晓阿礼嘎礼音韵反切,自能对汉字而得梵音”)。于是,为方便蒙古地区僧人念诵咒语,《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》添译了蒙古文。蒙古文《大藏经》是蒙古族历史文化发展的里程碑,也是蒙古族已知最大部头的古籍。在译经过程中,蒙古文字也得到了充分锤炼与发展,提高了交流与表现能力。

▲《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》,清乾隆三十八年(1773年)刻满汉蒙藏文四体合璧本,经折装。正文半页8行,满、汉、蒙古、藏文各两行,每行字数不均。(图片来源:故宫博物院官网)

  满文《大藏经》雕版的存世与传播为满族语言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。其满文翻译多以白话体对译,文义清晰,浅显易解,有助于了解汉文佛经的文义。

  《大藏经》雕版,佛教本土化的重要见证

  《大藏经》的版本是单页叠放在一起未经装订的长条书,经页为长方形,按其内容及页码放在一起,这种装帧形式称为“梵夹装”。梵夹装源于古印度,是用来装订梵文书写的贝叶经。元代胡三省所注《资治通鉴》云:“梵夹者,贝叶经也,以板夹之,谓之梵夹。”清内府使用的梵夹装,也多用于装潢民族文字的佛教经典。

  《大藏经》的印刷除使用黑墨,还兼用朱砂和藏蓝墨,其中贵重的多用金、银、玛瑙等各种宝石研成色汁进行印刷。印制好的经书上下夹以护经板,夹板大多使用檀香木等上等木材,皆为红漆描金,绘有图案,制作精细。经袱用深黄色的锦缎丝绸包裹,华贵大方。然后用细牛皮条或丝绦捆扎,作为珍品供奉。

▲永乐版藏文《大藏经》之红漆戗金八吉祥纹经文夹板(图片来源:故宫博物院官网)

  四体《大藏经》雕版通过对汉、满、蒙古、藏文四种文字的刊刻,展现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,以及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日渐形成的中华文化认同,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体现。

  《大藏经》作为佛教经典的集成,其雕版的制作与流传见证了佛教文化在中国各地传播与本土化进程,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体现。

  由于雕版印刷技术在清代的繁荣,使《大藏经》这一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数百年间得以大规模复制和保存,直至今日,人们仍能感受到它所蕴含的知识及智慧。

  故宫博物院收藏了 

  几种文字的《大藏经》雕版?

  故宫博物院雕版馆于2023年10月首次举办了清代宫廷雕版专题文物展,重点展出了32件(套)具有代表性的清代宫廷雕版文物,其中最具亮点的便是位于展厅中央的汉、满、蒙古、藏文四体《大藏经》雕版。

  汉文《大藏经》,又称“乾隆大藏经”“龙藏经”“清藏”,是清代惟一官刻汉文《大藏经》。因每卷首页均有雕龙“万岁”牌,故名《龙藏》(一说是因经页边栏饰以龙纹,故名《龙藏》)。汉文《大藏经》始刻于雍正十一年(1733年),乾隆三年(1738年)完成,因其雕版最初存放地在嵩祝寺,首印亦在嵩祝寺,故又被称为“嵩祝寺版”。《龙藏》于乾隆三年(1738年)首次刷印了100部,颁赐给全国的各大寺院。从乾隆四年(1739年)至民国二十五年(1936年),期间将近200年的时间一共刷印了137部,加上各地请印的总数不超过150部。其雕版现存7万余块。

  乾隆皇帝因《大藏经》有汉、藏、蒙古文本,独缺满文本,便在乾隆三十七年(1772年),下令设内府“清字经馆”,以汉文、藏文、蒙古文、梵文《大藏经》为底本,翻译刊刻满文《大藏经》。满文《大藏经》在清时是与《四库全书》并行的巨大文化工程。其特殊意义在于它是用满文与其他民族文字对译而成,对于满文的成熟作用巨大。这部满文《大藏经》,也是部头最大的满文书籍,全书于乾隆五十五年(1790年)翻译完成。同年12月,清字经馆失火,损失惨重,部分经版被烧毁。烧毁部分又经重新补刻,于乾隆五十八年(1793)才全部刷印装潢完成。故宫博物院现藏满文《大藏经》76函,605种(33750页),雕版4万余块。它代表着清代雕版印刷及装潢的最高水平,是“康乾盛世”的产物。

  藏文《大藏经》在体系上分为《甘珠尔》和《丹珠尔》两部分。《甘珠尔》包括经、律、论三藏和四续部,《丹珠尔》主要包括古印度和我国西藏佛学大师、学者、译师对《甘珠尔》的注疏和论著集成。藏文《大藏经》不仅包括佛教显密经典,还包含各个学科的重要典籍,对藏传佛教及藏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《甘珠尔》和《丹珠尔》官版均由康熙皇帝命令刊刻,它们合称为北京版《大藏经》。故宫博物院现存藏文《大藏经》雕版40余块。

  蒙古文《大藏经》是藏文《大藏经》的蒙古文译刻本,又名《如来大藏经》或《番藏经》,亦由《甘珠尔》和《丹珠尔》两部组成,康熙皇帝在位期间,把手抄蒙古文《甘珠尔》与北京版藏文《甘珠尔》校勘整理后在京城木刻刊行。乾隆皇帝时期,组织蒙藏地区高僧,把雍正二年(1724年)北京木刻版藏文《丹珠尔》全部翻译成蒙古文并木刻刊行。

  2010年,故宫博物院准备整理重印满文《大藏经》,在将经版拉往工厂刷印过程中,发现满文经版中混杂着近2万块蒙古文《秘密经》《诸品经》雕版,均属于《甘珠尔》的一部分。之后故宫博物院对这两部分蒙古文经版进行了详细整理、分类。在故宫现存的19076块雕版中,绝大部分为纯经文刻版,佛像插画刻版仅存4块,尤其珍贵。

 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雕造《大藏经》文种最多的朝代,其文种之多、刻印之精美,世所罕见,更对维护国家统一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起到了积极作用。清代汉、满、蒙古、藏文四体《大藏经》雕版作为承载着中华民族记忆与智慧的珍贵文物,不仅是中华文明在促进民族融合、展示工艺美术、传播文化知识等方面成就的具体体现,更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、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。

  (作者简介:张子凌,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副研究馆员。)

  监制 | 王翔宇

  责编 | 许玲玉

  制作 | 郭欣欣

  (道中华微信公众号)

【编辑:付子豪】

图片

研究院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、中国文物学会、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、中国宋史学会等战略合作单位指导下,依托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、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、世界遗产保护杭州研究中心,服务于杭州市委、市政府提出的东方文化国际交流重要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工作。《69x在线》在诸多利好政策的助推下,房地产企业融资环境逐渐改善,显露回暖迹象。

相关报道
分享到:

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主办 网站编辑部信箱:[email protected] | 招聘启事

Copyright 2015 www.chinapeace.gov.cn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 14028866 号-1 中国长安网 © 2023版权所有